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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军队医学院整顿的好时机，吴孟超向医院党委申请成立独立的肝胆外科获批，实现了他肝胆事业上的第一次飞跃。

    1975年，吴孟超神奇地一刀切除了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瘤体重18千克。同年7月，第二军医大学奉命迁回了上海，随后，吴孟超率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

    1979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员出席，以1960年1月至1977年12月期间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的经历，震惊了国际医学界。会上，吴孟超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作为国际医学界对中国的肝脏外科学的肯定。

    在学界树立威信后，吴孟超带头招收研究生，数十年来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高端人才。这期间他还相继提出了肝癌外科治疗的一系列策略：对巨大肝癌的“二期切除”；对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对肝癌复发再手术……

    作为一名战略型医学科学家，吴孟超提出“要把基础研究放在比临床治疗更重要的地位”的观点，并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内组建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沪港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等四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

    92岁时，吴孟超依然每周要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多名研究生，还不时要跑到嘉定在建的东方肝胆新院和中国肝癌研究中心的工地视察。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退休，因长时间握手术刀，他的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都已变形。

    吴孟超曾说：“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他用实践证明了自己。

    5月22日，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3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2016年，刚在广州读完大学的惠利突然遭遇家庭变故。患病十多年的父亲，进入尿毒症晚期。彼时，市区仍有将患者送往通化市医院透析的专线大巴。为了父亲治病方便，家人购买了客运站楼上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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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晴天霹雳再次传来，父亲又感染了肺结核。得到确诊消息后，一直为父亲做透析治疗的医院立即表示“不收治、会传染”。然而，当地肺结核专科医院又因设施不足，无法进行透析。

    家人曾尝试将父亲转院至省级结核病医院，但患者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评估身体情况，等到透析室有位置时才能转院。这对每周需要透析三次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

    全家人濒临崩溃。姐姐、姐夫不停地托人、找关系，但医院态度依然非常坚决，不能收治。

    惠利觉得，肺结核不算是极其凶险的疾病，如果做好防护措施，感染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为什么医院无法收治呢？

    尿毒症患者经过长期血液透析，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其感染结核的发病率为正常人的6~25倍，排在艾滋病、风湿免疫疾病、器官移植之后，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对于这类患者，国家提出的措施是：血液传染病分区分机透析，呼吸道传染病转传染病医院或者居家腹膜透析。

    然而，现实是，我国绝大部分的血液透析中心都没有专门的隔离透析室，而肺结核医院也基本无法提供血液透析治疗。居家腹膜透析治疗近年来虽有发展，但普及依然受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下简称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医师段鸿飞告诉“医学界”，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透析资源都是很宝贵的。尿毒症合并肺结核的患者几乎无法找到接收他们的地方。

    “我认识的这类患者，基本上都不在人世了。”段鸿飞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主治医师魏纯淳告诉“医学界”，该院的尿毒症患者如果发现感染结核，就会被转至本院结核病房或其他专科医院。在本院治疗、并处于结核活动期的患者，需要单独在结核病房隔离治疗，进行更为昂贵的床边超滤（CRRT），这种治疗方法虽然比单纯血透效果更好，但是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苏州地区2011~2017年间住院的9528例肺结核患者中，合并症高达72.7%，发生率排名前三的依次为肺外结核（36.24%）、糖尿病（11.28%）和药物不良反应（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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